⑨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49页。

四、政治危机与向马列主义的回归 然而，正如文章一开头所提示的，学哲学、用哲学运动解放了哲学，开启了哲学和工农兵群众相互沟通的渠道，但是几乎就在这场运动展开的一开始，就同时存在了对于这场运动之革命性加以扭曲和消耗的危机。对于毛泽东来说，事实也正是如此：《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写作和修改，不是毛泽东个人意识的产物，而是实践的产物。

62关于儒法斗争中法家的位置，参见周展安：《儒法斗争与传统重构——以20世纪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所提供的历史构图为中心》，载《开放时代》2016年第3期。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对此有朴素但清楚的说明：六亿多人长期处在贫穷和缺少文化的状况下，用很大的努力才能勉强维持很低的生活水平，不能有效地抵抗自然灾害，不能迅速地制止可能的外来侵略，完全处于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被动地位。参见黑格尔：《逻辑学》，梁志学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6—213页。整个中国近代史可以说就是知行关系努力调整的历史，陶行知的名字从陶文浚到陶知行再到陶行知，再到要造一个知和行结合在一起的新字，具体而微表现了这一点。评法批儒并不是一般地肯定法家，更遑论说回到法家，而是重视不同的法家对于自己同时代的把握方式，并由此创造的具有断裂性质的事件。

58 究竟该如何理解这种向马列主义的回归？学哲学、用哲学运动不是一直在推行么？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行动不是一直在如火如荼地展开么？我们不是甚至已经在朝着辩证法的国家的方向迈进了么？ 上文曾指出林彪那种将毛泽东思想鼓吹为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反而是窒息了毛泽东思想的生机，将毛泽东思想教条化了。57 以这个事件为契机，毛泽东开始强调要多读马列的书，并随后为党的高级干部指定了《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以及其本人的五篇著作。[57] 韩愈：《原道》，见《韩昌黎文集校注》，马其昶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李隆基注: 移事父孝以事于君，则为忠矣。[62] 据此，他反对墨家讲的爱无差等[63]。[②] 黄玉顺的生活儒学著述：《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那么，诚是什么意思？不诚无物的命题意味着：诚不是物，即不是任何意义的存在者。

不知是否出于主办方的有意安排，在这次会议上，龚鹏程教授做了会议开始的主题发言，而笔者做了会议最后的总结发言。[40]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98-199、209-217页。

有时又被视为作为形而下者的人道，即所谓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套制度规范，儒家称之为礼。所谓过时是说：这种帝国儒学曾经适应于前现代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但却绝不适用于现代性的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这也意味着：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的重建由此得以成为可能。

[48] 为此，孔子要求人们克己复礼[49]，即克制个体的情欲、而遵守社会群体的规范及其制度。李隆基注:以孝事君则忠。[39] 这就是说，仁就是爱的情感。[45] 在这个意义上，儒学作为群学[46]，乃是礼学。

他们有意无意地鼓吹《孝经》的主题移孝为忠[25]，忘记了原典儒学的原则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26]。[41] 参见黄玉顺：《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第186-199、232-235页。

反之，如果我们还要坚持儒学的某种传统，同时要选择现代化，那就意味着：儒学绝不仅仅由形上学和形下学这么两个观念层级构成，它必定还具有某种更为本源的观念层级。否则，不学礼，无以立[50]，即是说，一个人如果不遵守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就无法在社会上立足，必定为这个群体所不容。

这就是说，我们是根据正义原则（义）来进行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的建构或选择。[⑨] 参见黄玉顺：《形而上学的黎明——生活儒学视域中的变易本体论建构》，《湖北大学学报》2015年第4期。在这个意义上，生活的儒学并不理解生活。移孝为忠乃是家族皇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原则，所以专制君主总喜欢侈谈以孝治天下。其所谓仁作为此理乃是天理，即是形而上者。而此所谓存在也不是说的某种具体的存在者之存在、具体的物或人之存在，因为一切存在者都是由存在给出的。

儒家所说的诚或仁爱，有时被视为作为形而上者的天道，即所谓诚者天之道也。这样的仁爱情感是生活中的自然情感，而归属于生活，所以谓之生活情感[40]。

[33] 参见黄玉顺著作：《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周孔孟荀的制度伦理学传统》。这就是生活本源论（Theory of Life as the Source）或生活存在论（Theory of Life as Being）。

一有私欲之蔽，则虽大人之心，而其分隔隘陋犹小人矣。其实，儒家所讲的仁爱不仅有差等之爱一面，而且有一体之仁一面。

[51] 孔子的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的礼——社会规范及其制度——有所不同。[美国]安靖如（Stephen Angle）：《作为一种综合儒学的生活儒学》，安靖如《走向进步儒学的当代儒家政治哲学》，[美国]政治出版社2012年版，第10-17页（Stephen Angle: Contemporary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Toward Progressive Confucianism, Polity Press 2012, pp10-17）。及其动于欲，蔽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则将戕物圯类，无所不为，其甚至有骨肉相残者，而一体之仁亡矣。我们将孔子的这个思想概括为礼有损益。

[15] 笔者生活儒学的代表作《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其英文本Love and Thought: Life Confucianism as a New Philosophy，作为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即将由美国Bridge 21 Publications出版，即是用的Life Confucianism。为此，他们反对自由、民主，鼓吹某种集权主义、甚至极权主义。

而原教旨主义的最大问题，就是不懂得孔子所讲的礼有损益的道理。[44]《周礼》：《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假如中国人坚持这种传统儒学，那就意味着：中国人就别无选择，只能拒绝现代化。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适应于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形态的基本生活方式，而种种不同的具体的生活方式不过是生活之流的显现样式。

以上分析表明，对于现代中国、当今世界来说，帝国儒学整体上是颇成问题。换句话说，这就可以保证：尽管我们解构了帝国儒学的那套形上学、形下学，但我们所建构的却仍然是货真价实的儒学。徐庆文：《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评〈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Chen Xin：Huang Yushun: Confucianism and Contemporary Life — Collected Essays on Life Confucianism， 美国Dao: 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hilosophy (2012) 11:393-397 [ISSN: 1540-3009]; DOI 10.1007/s11712-012-9287-9。

[⑤] 不过，此次会议本身并没有生活儒教和生活儒学的区分。四、生活儒学的伦理建构 上文谈到，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下学主要是皇权时代的伦理政治哲学，其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父为子纲的家族主义、夫为妻纲的男权主义。

[⑨] 属于形下学的中国正义论[⑩]、以及国民政治儒学[11]。为此，本文称龚鹏程教授的生活儒学为生活的儒学（Confucianism of Life）（这也是龚鹏程教授自己的叫法）[14]（此次韩国会议的主题?????汉译为生活中的儒教亦属此类），以区别于笔者的生活儒学（Life Confucianism）[15]。

打个比方：生活存在、生活情感、仁爱情感的地位，犹如创造世界的上帝。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